数据要素流通与数据出境合规治理研究报告
作者：苏州华江商务服务有限公司、华江现代服务业研究院、华江现代服务业网
摘要
数字经济时代，数据已经成为新型生产要素。数据要素市场化配置改革持续推进，跨区域、跨境的数据流动成为产业数字化、全球化经营的基础载体。在国内数据要素流通体系建设与数据出境监管并行推进的背景下，企业在开展数据共享、交易、对外传输业务时，同时面临国内数据合规与跨境数据监管双重约束。本报告立足于我国《数据安全法》《个人信息保护法》《网络安全法》以及配套的数据出境、数据要素交易相关法规体系，系统梳理我国数据要素流通制度框架，剖析数据出境合规路径、风险类型，识别数据要素国内流通与跨境流动之间的治理矛盾，结合产业实践案例归纳企业合规建设框架，针对当前制度落地痛点提出治理优化建议。研究发现，当前数据要素流通存在确权难题、收益分配机制不完善、流通信任体系不足等问题；数据出境合规存在评估成本高、场景边界模糊、不同监管工具适用冲突等现实困境。数据要素流通与出境治理不能割裂看待，国内流通是跨境流动的前提，跨境监管反哺国内数据分类分级治理体系。企业应当建立一体化数据治理架构，落实数据分类分级，区分公共数据、企业数据、个人信息、重要数据、核心数据实施差异化管控。监管层面应持续完善配套细则，简化中小企业合规成本，构建国内流通与跨境数据治理协同的制度体系，在保障国家安全、个人权益基础上释放数据要素价值，推动数字经济高水平对外开放。
关键词：数据要素；要素流通；数据出境；合规治理；数据安全；分类分级
一、绪论
1.1 研究背景
全球数字贸易快速扩张，数据跨境传输已经成为跨国经营、供应链协同、远程运维、跨境研发等商业活动的刚需。与此同时，各国纷纷出台数据安全、个人信息保护、数据跨境管控立法，数据主权博弈持续加剧。我国自 2021 年起，《数据安全法》《个人信息保护法》相继落地，标志数据治理正式进入法治化阶段。此后，《网络数据安全管理条例（征求意见稿）》《数据出境安全评估办法》《数据出境安全评估申报指南》《个人信息出境标准合同办法》等一系列配套文件陆续发布，构建起 “分类分级、多路径并行” 的数据出境监管体系。
国内层面，国家推动数据要素市场化配置改革，从公共数据开放、企业数据流通、数据资产入表、数据交易所建设等多维度推动数据要素流通。数据要素流通不再局限于企业内部数据流转，延伸至企业间交易、平台共享、第三方委托处理等场景。数据一旦跨主体流通，若后续发生向境外提供行为，将触发数据出境监管义务。大量企业在实践中出现两类误区：一是将国内数据流通与数据出境割裂，认为完成内部数据共享即可直接对外传输；二是对重要数据、核心数据识别不清，低估跨境传输的国家安全风险。
在此背景下，统筹国内数据要素流通体系建设与数据出境合规治理，厘清两套制度之间的逻辑关联，形成覆盖数据采集、存储、共享、交易、出境全生命周期的治理框架，既是企业数字化经营的现实需求，也是国家推进数字治理、平衡数据价值释放与安全保障的理论课题。
1.2 研究意义
1.2.1 理论意义
现有学术研究多单独聚焦数据要素流通或者单独讨论数据出境合规，将二者作为一体化治理体系的系统性研究相对不足。本报告打通国内要素流通和跨境数据流动的制度逻辑，建立 “数据分类分级 — 国内流通规则 — 出境合规路径” 的统一分析框架，丰富数据要素治理、跨境数据安全的理论体系，为后续相关学术研究提供基础分析范式。同时区分公共数据、企业商业数据、个人信息、重要数据、核心数据的差异化治理逻辑，弥补现有研究对不同类型数据在国内流通和出境场景下规则差异论述不足的问题。
1.2.2 实践意义
本报告面向服务业、制造业、跨境贸易企业、数据服务商、数据交易机构，系统拆解数据要素交易、共享场景下的数据出境合规义务，梳理不同出境路径适用条件，识别高频合规风险点，提出可落地的一体化数据治理方案。报告结论可为企业数据治理体系建设、数据交易合同拟定、数据出境申报、内部制度搭建提供参考；也可为行业协会、地方数字经济主管部门完善区域数据要素流通配套机制提供决策参考。
1.3 研究思路与研究方法
本报告采用规范分析法、案例分析法、制度比较法开展研究。
第一，规范分析：系统梳理我国网络安全、数据安全、个人信息保护、数据要素市场、数据出境相关法律、行政法规、部门规章、规范性文件，厘清法律条文之间的适用关系，明确法律义务边界。
第二，案例分析：选取跨境供应链、跨国集团内部数据传输、数据交易所数据产品对外提供、涉外咨询服务等典型场景，剖析实践中企业违规案例，归纳风险诱因与监管处罚逻辑。
第三，制度比较：简要对比全球主要经济体跨境数据监管模式，结合我国数据要素市场化改革目标，总结适合中国国情的数据治理路径。
1.4 研究内容框架
本报告共分为七个部分。第一部分绪论，阐述研究背景、意义、方法；第二部分界定核心概念，梳理数据要素流通、数据出境的制度体系；第三部分分析国内数据要素流通的类型、运行模式与现存治理难点；第四部分系统论述我国数据出境合规体系，对比安全评估、标准合同、认证三条出境路径适用场景；第五部分分析国内数据要素流通与数据出境治理的内在关联、协同矛盾；第六部分构建一体化合规治理框架，分别从监管侧、企业侧提出优化对策；第七部分结论与展望。
二、核心概念界定与制度体系梳理
2.1 核心概念界定
2.1.1 数据要素
数据要素，是指可参与社会生产经营活动、能够产生经济价值的数据资源。按照数据权属与主体属性，一般划分为公共数据、企业数据、个人信息。公共数据由政府机构、公共事业单位履职产生；企业数据是企业在经营、研发、生产过程中采集加工形成的数据集合；个人信息是以电子或者其他方式记录的能够单独或者与其他信息结合识别特定自然人的各种信息。同时基于安全维度划分为一般数据、重要数据、核心数据。核心数据一旦遭到篡改、破坏、泄露或者非法获取、非法利用，会严重危害国家安全、国民经济命脉；重要数据一旦泄露，可能危害国家安全、公共利益。
数据要素的价值实现，依赖流通环节。数据具备非竞争性、可复制性、边际成本低等特征，与土地、资本、劳动力传统生产要素存在显著差异，传统物权规则难以直接套用于数据确权与交易，这是数据要素流通治理的根本难点。
2.1.2 数据要素流通
数据要素流通，指数据在不同主体之间转移、共享、许可使用、交易、委托处理等行为。流通不等同于所有权转移。绝大多数场景下，数据交易本质是数据使用许可，而非所有权转让。流通场景包含：公共数据开放、政企数据共享、企业之间的数据产品交易、数据服务商对外提供数据服务、集团内部跨主体数据共享等。数据要素流通覆盖数据全生命周期，包括采集、存储、加工、脱敏、共享、销毁。
2.1.3 数据出境
根据《数据出境安全评估办法》定义，数据出境，是指数据处理者向境外提供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境内收集和产生的数据。典型场景包括：境内企业将数据传输给境外母公司、境外合作方、境外云服务器存储、委托境外机构开展数据分析、向境外客户交付包含境内数据的报告。同时，存在视同出境情形，境内主体将数据交付给境内第三方，由该第三方后续向境外传输，同样触发数据出境监管义务。
2.2 我国相关法律法规制度体系
2.2.1 基础法律
《网络安全法》作为网络空间治理基础性法律，确立网络运营者数据保护义务，提出重要数据保护。《数据安全法》确立数据分类分级保护制度，明确国家建立数据安全审查制度，对数据处理活动实施监管，对向境外提供重要数据设置约束。《个人信息保护法》专门规范个人信息处理活动，单独设置个人信息出境专章，规定个人信息出境需要满足的条件，保障个人信息权益。三部基础法律共同构成数据治理顶层框架。
2.2.2 数据出境配套规则
《数据出境安全评估办法》规定数据出境安全评估适用情形：处理 100 万人以上个人信息；自上年 1 月 1 日起累计向境外提供 10 万人个人信息或者 1 万人敏感个人信息；向境外提供重要数据；国家网信部门规定的其他需要申报安全评估情形。安全评估是事前申报，由国家网信部门组织评估。
《个人信息出境标准合同办法》，适用于满足一定条件的数据处理者，通过签署国家网信办发布的标准合同，完成个人信息出境合规，作为安全评估之外的路径。《个人信息保护认证实施规则》，即个人信息出境认证，由专业机构认证，认证通过后可对外提供个人信息。安全评估、标准合同、个人信息保护认证构成我国数据出境三大合规路径，三条路径互斥，企业不可叠加选择。
2.2.3 数据要素流通相关制度
《中共中央 国务院关于构建数据基础制度更好发挥数据要素作用的意见》（数据二十条），是数据要素市场顶层设计文件，提出建立数据资源持有权、数据加工使用权、数据产品经营权分置的产权运行机制，推进公共数据、企业数据、个人信息分类分级流通。各地陆续设立数据交易所，出台公共数据开放管理办法，财政部印发《企业数据资源相关会计处理暂行规定》，允许符合条件的数据资源确认为资产，为数据要素资产化、流通商业化奠定基础。
2.3 全球跨境数据治理模式简要比较
全球跨境数据治理主要分为三类模式。第一类是充分流动模式，以部分发达国家早期制度为代表，以企业自评估为主，限制较少；第二类是强管制模式，对数据出境实施严格本地化存储、审批；第三类是分类分级的折中模式，区分普通数据、敏感数据，设置多渠道合规路径。我国采用分类分级差异化治理，平衡安全和数据流动，与欧盟 GDPR、美国数据跨境框架既有相似，也存在基于本国国家安全目标的独特设计。欧盟侧重个人信息保护，美国更多依托商业协议与行业监管，我国制度体系同时覆盖国家安全、公共利益、个人权益三重目标。
三、国内数据要素流通模式、现状与治理难点
3.1 数据要素流通主要模式
3.1.1 公共数据开放与政企共享
公共数据由政府部门掌握，在不侵犯个人信息、商业秘密、国家安全前提下，向社会开放，或者在政府部门之间、向特定企业共享。公共数据开放一般以原始数据脱敏、API 接口、数据集下载方式提供。公共数据流通核心原则是原始数据不出域、可用不可见，大量场景采用隐私计算、联邦学习等技术实现数据价值释放，避免原始数据直接对外交付。
3.1.2 企业间数据产品交易
数据交易所是企业数据流通重要载体。企业将经过脱敏、加工后的数据集、数据服务产品，在数据交易所挂牌交易。交易标的大多不是原始业务数据，而是脱敏后的衍生数据、数据模型、数据查询服务。交易合同约定使用范围、使用期限，禁止受让方二次对外转让，更禁止未经评估将数据出境。很多企业在交易环节忽略后续出境约束，在数据产品交付后，受让方将数据传输境外，导致原始数据处理者承担合规责任。
3.1.3 集团内部跨主体数据共享
大型集团企业在国内多地设立子公司，集团内部各主体之间业务协同，开展数据共享。集团内部流通，不代表可以免除合规义务，依然需要落实分类分级，保护个人信息和重要数据。很多跨国企业将国内子公司数据汇总到境外总部，这一行为直接构成数据出境，不能以集团内部使用为由豁免监管义务。
3.1.4 委托处理场景的数据流通
企业委托第三方服务商进行数据标注、数据分析、数据存储，属于数据委托处理，是数据要素流通的常见形式。委托处理需要签订委托协议，约定受托方不得超出约定范围使用数据，不得擅自向境外转移数据。一旦受托方将数据出境，委托方作为数据处理者，承担主要合规责任。
3.2 当前国内数据要素流通实践现状
国内数据要素市场建设处于试点推进阶段。全国多家数据交易所落地，交易品种不断丰富，数据资产入表政策落地，企业数据资产化试点持续开展。隐私计算、安全多方计算、数据脱敏等技术工具快速产业化，支撑 “数据可用不可见” 流通模式。公共数据开放力度逐年提升，多地出台公共数据管理条例。
但是整体市场仍处于早期阶段。数据交易规模相比传统生产要素体量偏小，交易标的以衍生数据产品为主，原始数据直接交易案例极少。市场主体对数据权属认知模糊，交易合同权责约定不完善，交易后的数据追溯能力不足。大量数据流通行为发生在场外，不经过交易所，监管识别难度较高。
3.3 数据要素流通的核心治理难点
3.3.1 数据确权难题
数据二十条提出三权分置，区分数据资源持有权、加工使用权、产品经营权，突破传统物权框架。但是司法实践层面，权属纠纷裁判标准尚未完全统一。一份数据集混合公共数据、企业经营数据、个人信息，多重权益叠加，在交易、共享时，很难清晰界定各方权利边界。确权模糊直接制约交易双方信心，增加合同纠纷风险。
3.3.2 流通过程安全管控能力不足
很多企业在数据对外共享时，仅简单脱敏，脱敏质量不足，存在重识别风险。匿名化和去标识化边界难以把握，一旦数据集结合外部信息可以重新识别自然人，该数据仍然属于个人信息，不能随意流通。同时，数据交付后追踪困难，数据一旦流出，难以管控受让方后续使用行为，无法有效阻断违规出境风险。
3.3.3 收益分配机制不完善
数据采集、加工、脱敏、治理均存在成本。当一份数据包含多方贡献，如何分配流通产生的收益，缺乏统一标准。尤其是包含个人信息的数据，个人权益如何在数据交易收益中体现，制度层面尚未形成可落地方案。
3.3.4 场外流通监管挑战
大量企业之间数据共享、数据服务不经过交易所，属于场外流通。场外交易灵活性高，但透明度低，监管难以全覆盖。很多中小企业没有建立内部数据分类分级，不知道自身数据是否属于重要数据，一旦场外流通的数据后续被传输境外，触发法律风险。
四、数据出境合规体系、适用场景与风险识别
4.1 数据出境三条合规路径对比
我国当前数据出境采用事前监管，三条路径并行，满足条件方可向境外提供数据，不可随意选择。
第一，数据出境安全评估。适用高风险场景，满足任一条件就必须申报安全评估：向境外提供重要数据；处理 100 万以上个人信息；累计出境达到 10 万人个人信息或者 1 万敏感个人信息。安全评估由国家网信部门组织，评估重点评估出境必要性、风险防控能力、国家安全与个人权益影响。安全评估有效期 2 年。
第二，个人信息出境标准合同。适用于不触发安全评估的个人信息出境场景，数据处理者需要满足：不是重要数据；个人信息处理数量未达到安全评估门槛；具备数据保护能力。企业使用网信办发布的标准合同模板，完成合同签署、备案，落实配套安全措施。
第三，个人信息保护认证。企业自愿申请，由具备资质的认证机构开展个人信息出境相关认证，认证通过后，可以向境外提供个人信息。认证适合长期稳定跨境业务，对企业整体数据保护体系要求较高。
重要数据出境只能选择安全评估，不适用标准合同与个人信息保护认证，这是实务中高频踩坑点。很多企业把包含重要数据的数据集，试图走标准合同路径，属于严重违规。
4.2 典型数据出境场景识别
场景一：跨国集团内部，境内子公司将业务数据、客户个人信息上传境外总部服务器。该场景属于典型出境，无论是否收费，无论集团内部，都需要评估数据类型，选择对应合规路径。
场景二：境内企业委托境外机构做市场调研、数据分析，向境外交付包含国内客户信息数据集。属于出境，需要区分是否包含重要数据、个人信息规模。
场景三：境内企业将数据卖给国内第三方数据服务商，合同约定服务商不得出境，但服务商私自传输境外。原始数据处理者依然承担责任，说明国内流通环节必须增加后续出境管控条款。
场景四：云服务场景，境内企业使用境外云厂商国内节点存储数据，数据不出境；但云厂商自动同步备份至境外机房，构成数据出境。
场景五：数据交易所交易的数据产品，受让方是境外主体，直接构成出境；受让方为境内企业，但受让后传输境外，需要在交易阶段设置约束条款。
4.3 数据出境高频法律风险
4.3.1 未开展前置数据分类分级
企业未识别重要数据、核心数据，将重要数据未经安全评估传输境外，是监管处罚重点。重要数据目录采用行业目录 + 地方目录模式，部分行业重要数据目录仍在完善，企业自主识别义务较重。企业普遍低估经营数据、供应链数据、产业统计数据被认定为重要数据的可能性。
4.3.2 混淆三条出境路径适用边界
最常见错误：存在重要数据出境，仍然签署标准合同备案；数据规模达到安全评估阈值，却选择标准合同。两条路径不能替代，违规将直接导致数据出境行为违法。
4.3.3 出境合同权责约定缺失
很多跨境服务合同只约定业务交付，缺少数据保护条款，未约定境外接收方安全保障义务、数据使用限制、数据销毁、安全事件通知。境外接收方的数据安全能力缺乏尽调，一旦泄露，境内处理者承担主要责任。
4.3.4 技术管控不足，无法实现数据流转追溯
缺少数据水印、脱敏、访问日志、数据出境审计能力，无法证明出境数据范围、用途。监管核查时，企业无法举证合规措施，加重法律责任。
4.3.5 数据要素流通与出境割裂管理
企业在国内数据交易、共享时，未评估受让方后续出境风险，合同没有禁止出境、违约追责条款，国内流通环节埋下跨境违规隐患。
五、数据要素国内流通与数据出境治理的协同关系与内在矛盾
5.1 国内流通是数据出境的前置基础
数据出境行为，本质是跨主体数据流通的跨境版本。数据出境合规管理的前提，是国内已经完成数据资产梳理、分类分级、数据来源合法性核验。如果国内数据采集本身非法、没有获得个人同意，或者国内流通环节脱敏不到位，即使完成出境安全评估或者标准合同备案，整个数据处理行为依然违法。数据要素国内治理水平，直接决定出境合规有效性。一体化治理要求把出境风险评估嵌入国内数据流通全流程，而不是等到要传输境外时，才临时补材料。
5.2 跨境监管反向倒逼国内数据要素治理体系完善
数据出境申报、评估过程，会要求企业盘点全部数据资产，识别重要数据、个人信息，完善内部数据台账，建立访问控制。企业为满足出境监管要求搭建的数据分类分级、数据台账、数据安全审计体系，同样可以服务国内数据交易、共享业务，提升国内流通安全水平。数据出境监管客观上推动企业数据要素治理标准化。
5.3 两套治理体系之间的现实矛盾
5.3.1 制度目标差异带来的平衡难题
国内数据要素流通制度核心目标是释放数据要素价值，促进数据共享交易；数据出境监管首要目标是维护国家安全、公共利益，管控跨境数据风险。两个目标存在张力。例如，数据交易所希望尽可能扩大数据产品流通范围，但是一旦受让方存在跨境传输需求，监管约束会限制流通场景。企业需要在数据商业化价值和安全管控之间寻找平衡点。
5.3.2 技术模式冲突：可用不可见与跨境交付
国内流通大量采用隐私计算，实现原始数据不出本地。但很多跨境业务场景，境外合作方需要拿到原始数据集，无法采用隐私计算模式。企业在国内可以做到原始数据不出域，但是跨境业务业务需求要求数据出境，带来业务需求和安全管控冲突。
5.3.3 合规成本分配矛盾
一体化治理会显著增加企业成本，中小企业负担尤其突出。一套完整的数据资产盘点、分类分级、出境评估、合同管理、审计体系，需要投入人力、技术。大型跨国企业有能力搭建，中小服务业企业、外贸企业难以承担高额合规成本，出现合规能力不均衡问题。
5.3.4 责任链条跨主体延伸带来追责难题
国内数据流通涉及多方主体：原始数据提供方、数据加工方、交易平台、受让方。一旦受让方违规出境，原始数据处理者需要承担责任。多方主体之间责任划分，现有法律框架下以数据处理者作为核心责任主体，交易合同内部约定不能对抗外部监管。多方主体之间风险隔离难度大。
六、数据要素流通与数据出境一体化合规治理框架构建
6.1 监管层面治理优化建议
6.1.1 完善跨领域配套细则，打通两套制度接口
建议完善重要数据行业目录，细化企业自主识别指引，明确数据产品、衍生数据、脱敏数据集是否纳入重要数据管理范围。在数据交易所管理规则中，增加数据产品交易后的出境风险管控要求，明确交易所对交易标的的出境风险提示义务。出台指引文件，说明国内数据交易合同如何设置禁止出境条款、违约追责条款，打通数据要素交易制度与数据出境监管之间规则衔接。
6.1.2 分层分类降低中小企业合规成本
针对中小微企业，推出轻量化数据分类分级指引、简化版自评估模板。鼓励行业协会、第三方合规服务商提供普惠的数据合规咨询服务。考虑对低风险、小体量普通数据跨境传输场景，简化备案材料，降低行政负担，避免合规成本阻碍正常数字贸易。
6.1.3 建立技术赋能监管体系
推动隐私计算、数据水印、数据溯源、脱敏审计技术在数据要素市场推广。支持数据交易所搭建技术管控平台，对挂牌数据产品实施流转追踪。监管机构可依托技术平台，实现数据流通与出境风险的动态监测，从事后处罚转向事前预警。
6.1.4 完善多方主体责任划分机制
进一步厘清原始数据持有者、数据加工服务商、交易平台、受让方之间法律责任边界。明确合同约定在内部追责中的效力，区分外部行政责任和民事违约赔偿责任，降低合规主体对 “连带无限追责” 的顾虑，稳定市场预期。
6.2 企业端一体化合规治理体系建设
企业应当搭建覆盖数据全生命周期的一体化治理体系，将国内流通管控与出境合规合并管理，分为组织制度、数据资产盘点、分类分级、流通管控、出境评估、审计应急六大模块。
6.2.1 组织与制度建设
设立数据安全负责人、个人信息保护负责人，大型企业建立数据治理委员会。制定统一的数据管理办法，把国内数据共享、数据交易、委托处理、数据出境全部纳入同一制度体系，不单独设立两套独立制度。制度明确：对外提供数据前，必须开展风险评估；禁止未经审批向境外传输数据；数据对外交易合同必须增加跨境传输限制条款。
6.2.2 数据资产全面盘点
企业开展数据资产梳理，建立数据资产台账，记录数据来源、存储位置、数据类型、敏感等级、使用部门、对外共享历史。台账区分公共数据、个人信息、企业经营数据，标记是否属于重要数据。数据资产盘点不是一次性工作，需要定期更新，新增业务系统、新增数据采集场景，同步更新台账。
6.2.3 落实数据分类分级保护
基于盘点结果，开展分类分级。对核心数据最高等级保护，原则上不允许出境；重要数据出境必须申报安全评估；个人信息根据规模判断出境路径；一般企业数据，评估出境风险。分类分级结果同步用于国内数据流通，高等级数据国内流通同样严格限制，优先采用可用不可见技术，减少原始数据对外交付。
6.2.4 国内数据流通环节嵌入出境风险管控
企业对外共享、出售数据产品时，在交易合同中约定：受让方不得擅自将数据向境外提供；如受让方确有出境需求，必须书面告知原始数据处理方，共同完成合规评估；发生违规出境，受让方承担违约金、赔偿损失。交付数据时增加水印，留存交付日志，定期对受让方开展合规抽查。场外数据流通同样落实合同管控，不能因为不经过交易所就免除约束。
6.2.5 数据出境专项评估与路径选择
当业务确需向境外传输数据时，在传输前开展出境风险自评估。第一步判断是否包含重要数据；第二步统计个人信息数量；第三步匹配出境路径。选择路径后，完成申报、备案或者认证。对境外接收方开展尽职调查，核查境外主体数据安全保护能力，签署跨境数据保护协议，约定安全事件通知、数据删除、审计访问权利。数据出境之后持续监测，有效期到期前重新评估。
6.2.6 审计、应急与持续改进
建立数据安全审计机制，定期审计数据共享、数据交易、出境传输行为，核查访问日志、合同、评估材料。制定数据安全应急预案，一旦发生泄露、违规出境事件，启动应急处置，按要求上报监管部门。每年对整体数据治理体系复盘，业务变化、法律法规更新时及时修订制度。
6.3 技术治理方案
技术是制度落地支撑。推荐采用分层技术体系：采集环节落实最小必要；对外流通环节采用脱敏、去标识化；高敏感数据国内流通采用隐私计算、联邦学习，原始数据不出域；数据交付添加数字水印用于溯源；全链路日志留存；设置数据跨境传输阻断机制，限制内网数据直接外发境外服务器。技术管控和制度管控结合，实现事前预防、事中监控、事后追溯。
七、结论与研究展望
7.1 研究结论
本报告系统研究数据要素流通和数据出境合规治理，得到如下结论。
第一，数据要素国内流通与数据出境并非相互独立的两套制度，而是统一数据治理体系的不同环节，国内流通是跨境流动的前提，跨境监管倒逼国内数据分类分级治理落地。治理工作必须一体化统筹，不可分割管理。
第二，我国已经形成以《网络安全法》《数据安全法》《个人信息保护法》为基础，安全评估、标准合同、个人信息保护认证并行的数据出境监管框架，不同路径适用边界清晰，重要数据出境仅能适用安全评估。企业高频风险来源于对重要数据识别不足、出境路径错配、国内交易缺少跨境约束条款。
第三，当前数据要素市场处于试点建设阶段，面临确权困难、收益分配机制不完善、场外流通监管难等问题。数据要素流通最大的隐性风险，就是受让方未经许可将流通后的数据出境，将合规责任传导至原始数据处理主体。
第四，治理优化需要监管侧和企业侧双向发力。监管层面持续完善配套细则，降低中小企业合规成本；企业侧建立覆盖数据全生命周期一体化治理框架，将出境风险评估嵌入每一次国内数据共享、交易行为，配套技术管控手段，实现安全与价值平衡。在守住国家安全底线前提下，有序推动数据要素市场化流通，保障数字贸易对外开放。
7.2 研究展望
未来随着数据要素市场化改革持续推进，数据资产入表全面落地，数据交易所业务持续创新，跨境数字贸易业务不断丰富，数据要素流通场景会更加复杂。后续制度可能进一步细化衍生数据、匿名化数据出境规则，完善多方数据合作场景责任划分。隐私计算等可信流通技术会在跨境场景得到更多试点应用。企业数据治理将从被动满足监管合规，转向主动数据资产运营。后续研究可以进一步聚焦特定行业，如制造业供应链数据、跨境服务业数据，开展行业专项数据要素流通与出境合规研究。
数据来源
1. 《中华人民共和国网络安全法》《中华人民共和国数据安全法》《中华人民共和国个人信息保护法》
2. 《数据出境安全评估办法》《个人信息出境标准合同办法》及配套申报指南、备案指引
3. 《中共中央 国务院关于构建数据基础制度更好发挥数据要素作用的意见》（数据二十条）
4. 《企业数据资源相关会计处理暂行规定》（财会〔2024〕11 号）
5. 国家互联网信息办公室、工信部、公安部等部门公开征求意见稿、政策解读文件
6. 国内各地方公共数据管理条例、数据交易所业务规则公开文本
7. 国家网信部门发布的数据安全、数据出境相关典型案例
8. 行业公开学术文献、数字经济产业白皮书、第三方机构数据合规研究报告
免责声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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